在人类的历史历程中，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而且错综复杂，可用“剪不断，理还乱”来形容。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政治逼迫，被打压；也因着与政治挂钩而趋向腐败，反而成了压迫他者之流。这前车之鉴导致基督教会逐渐成为内视者 (inward looking) 的群体，毫不犹豫的与政治划清界限，满足于自身的宗教体验与建立所谓‘神的国度’。
但是社会的变迁迫使基督徒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是不是可以活在自己的乌托邦中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答案是见仁见智的。因此基督教会如何在这政治滥权，贪污横行、不公不义、欺压逼迫弱势群体的年代，教导和鼓励信徒持守公义，活出为神做光和盐是刻不容缓的事。
基督教会在寻找参与政治指引的当儿，钟志邦博士的《政教分离是个神话？》可说是久旱逢甘露。教会在关注与参与政治的课题上需要克服两个问题。其一是两个国度 (the two kingdoms) 的概念。无可否认，华人教会深受二元论的影响。‘耶稣说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神的应当归给神’（马可福音12：17）这一句话深刻在我们的思维里。耶稣与彼拉多的对话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约翰福音18：36）也成为基督教会只专注于‘神的国度’的理由。其二是教会缺乏如何参与政治的方法与经验，这也是教会却步于政治参与的原因。因此，读者希望从钟博士的《政教》里寻找答案。
那些想在《政教》里找到绝对答案的人可要失望了。钟博士在《政教》的前言里开宗明义的说，“政教分离这个课题极富争议性，作者希望读者朋友可以在阅读这部拙作之后自己给予问题一个明智的答案。”话虽如此，在《政教》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到钟博士无论在剥析圣经的经文或者在所提的案例当中，都带有政治和宗教不可隔离的成份。在探讨‘凯撒与上帝’的这一章，钟博士回应了‘两个国度’的问题，“人其实是同时属于两个国度的。不但如此，这两个国度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张力 (tension)，甚至矛盾 (contradiction) 和冲突 (conflict)。凯撒的国度和上帝的国度不但不可以简单地被二分化，或是被看作是毫不相关的，两者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一个‘同源’的问题。”
‘政治权利的根源’这一章看到钟博士把政治权力的源头指向上帝。他引用罗马书13：1，“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因当服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的；掌权的都是上帝设立的”来证明这一点。在‘耶稣与彼拉多相遇：两个国度的交锋’这一章里，钟博士谈到‘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但他特别强调耶稣对彼拉多的回答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在这里的‘上头’钟博士认为是指上帝。更甚的是，彼拉多所作的，都是按照上帝的心意。甚至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的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也是在上帝的安排里面。
《政教》帮助了基督教会理清了两个国度的问题。教会应该成为‘外视者’(outward looking) 的群体，责无旁贷的关注和参与政治，确定公义得以伸张，弱势群体得以公平对待。基督教会应该成为社会的喉舌，就像旧约时代的先知一样，不平则鸣，把上帝带到社群当中。神的国度是包括人的国度，因此两个国度不是分开的。
虽然《政教》确定了政治和宗教的不可分割性，但是它没有设下一个有效的方法论来指引读者如何的去参与政治。笔者认为在政治和宗教的交锋中，有着一股不可勿视的第三因素，和政治与宗教形成一个难分难解的三角关系。这个因素包含地域性的文化，民情以及历史背景。钟博士虽然没有清楚的带出这个三角关系，但是从他所举的例子当中，可看出端夷。南美洲的‘解放神学’有别于韩国的‘民众神学’。中国的唐朝有别于它的清朝。基督教会要影响马来西亚的政治风潮，当然不能够用新加波的方程式。
因此笔者认为，钟博士不想为政治和宗教的互动开药方。或者钟博士根本没有药方可开。每一个地域性或每一个国家的基督教会，应该本着对于自己区域和国家的认识，思考基督教会如何能够发挥它的功用，影响区域和国家的政治气候。基督教会在把上帝带到社群的当儿，也要把社群带回上帝的国度。《政教》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政治和宗教是不可能分离。如果宗教不能够影响政治，那么只好让政治来牵引宗教了。
